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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戍杰:用政策“組合拳”切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2018-09-28 00:00

         在新的增長階段,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更加凸顯,條件也逐步具備,但其難點在于單項政策的影響存在多面性。下一步,應打出組合拳,通過政策間的協調互補,發揮綜合效力。

         我國基尼系數2008年達到頂點0.491,此后雖連續七年下降但降幅有限,2016年略有回升至0.465。尤為值得警惕的是,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處于高位的時間已經較長,負面影響正在顯現。當前應凝聚社會共識,采取更有力的舉措,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長期處于高位的負面影響不可輕忽

         根據《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我國基尼系數2000年達到0.412,以此推算,已有十八年時間超過0.4的警戒水平。國家統計局正式公布的基尼系數自2003年開始,該年基尼系數達到0.479,此后始終超過0.46,這一跨度也有十五年時間。

         從國際經驗看,收入分配差距長期處于高位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一是構成經濟危機的深層根源。發達國家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與“20世紀80年代后”兩次經歷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而后在1929年和2008年爆發經濟危機并非巧合。兩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是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增加后破裂,但根本原因卻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居民部門加杠桿只是將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不匹配的矛盾轉移到金融領域,隨著矛盾積累最終爆發危機。近年來,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提升,尤其是部分家庭“超支購房”現象需要重視。

         二是阻滯經濟轉型。對于后發國家而言,隨著增長階段演進,增長條件會發生重大變化,需要相應轉換增長動力實現經濟轉型。而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需求側,會抑制消費的擴大與升級,導致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市場支撐;在供給側,會導致低收入群體對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弱化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的內生動力。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節點,須警惕高收入差距的制約效應。

         三是固化社會流動。父輩收入差距越大,子女間競爭條件越不平等,社會流動性越低。可見,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不可割裂。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導致不平等代際傳遞明顯增強。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收入分配差距較小,人們有相對平等的機會“先富起來”,而隨著收入分配差距長期處于高位,“先富”與“后富”的機會不平等迅速增加,社會流動性減弱,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

          新時代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意義重大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現代化不只是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也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分配結構不斷改變的過程。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遲滯經濟轉型,釀成經濟和社會危機,最終打斷現代化進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傳統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動力的增長方式已經不可持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建立以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動力的增長方式,實現經濟轉型。而這又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前提。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踐行共享發展理念,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共享發展不只是讓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不斷提高成果分享的公平性。我國努力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只是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更重要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們黨始終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始終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規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第一步,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消除發展不平衡,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徑。現代化的不同階段,發展條件與發展要求存在差別,社會主要矛盾也會隨之變化。改革開放初,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打破貧困陷阱實現經濟起飛。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我國生產力水平已經大幅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但城鄉、區域間發展差別仍然很大,收入分配差距長期處于高位。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十九大報告作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重大判斷,更加強調消除發展的不平衡,這就要盡快縮小城鄉、區域和居民間的收入差距。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面臨的條件和制約

         隨著我國增長階段演進,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條件正逐步具備,但也仍然面臨著深層制約。

         跨越“劉易斯拐點”為勞動收入的持續增長提供有力支撐,但勞動和資本的相對議價能力仍受全球化約束。勞動收入占比會影響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進而影響財富的斂散程度。城鎮化初期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全球化進程,是我國勞動收入占比曾經長期下降的重要原因。隨著我國進入城鎮化中后期,勞動力供求關系出現轉折性變化,勞動收入的持續增長有了客觀推動力,其占比也在2008年后有所回升。但當前,這一占比仍處于較低水平,并且受到資本全球流動性增強的制約。很多人擔心勞動收入持續上漲會導致大量資本向國外轉移,就是這一制約的體現。

         要素流動由集聚轉向擴散,但擴散效應的發揮受到市場不完善的制約。要素在空間層面的流動會隨增長階段的演進,呈先集聚后擴散的特征。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生產要素向城市和東部地區持續集中,是導致城鄉和區域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我國要素流動正在由集聚轉向擴散,但農村土地要素市場化不充分和中西部地區市場機制不完善,限制了要素擴散效應的發揮。

         國家發展戰略由傾斜轉為平衡,但公共服務投入仍然分布不均。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國政府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向效益較高的東部地區。這在充分發揮集聚效應,促進經濟更快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地區間發展水平的分化。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向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和轉移支付大為增加。當前,中西部地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已經追上東部地區,但公共服務投入仍然落后,限制了其經濟發展的后勁。

         再分配體系初步建立,但財富占有不平等的馬太效應尚未有效遏制。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但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與財產稅不健全,對再分配的調節能力較弱。隨著我國財富占有差距的拉大,財富占有越多的社會群體,財產性收入越高。這一馬太效應也被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的迅速上漲與股市的大幅波動所放大。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應打出組合拳

         在新的增長階段,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更加凸顯,條件也逐步具備,但其難點在于單項政策的影響存在多面性。下一步,應打出組合拳,通過政策間的協調互補,發揮綜合效力。

         進一步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并同時加大再分配力度。我國已經跨越“劉易斯拐點”,繼續推動城鎮化有利于勞動收入占比提升。而城鎮就業新增崗位主要源于民營經濟,需要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但在現有財富占有差距已然較大的情況下,民營經濟的發展可能會加劇財產收入不平等,這就要求加大再分配力度。因此,一方面,要加強產權保護,破除桎梏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壁壘,這也將為再分配創造空間和條件。另一方面,推動稅制結構改革,逐步轉向以有利于再分配的直接稅為主,積極穩妥地提高財產稅比重和高收入群體稅負,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有效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并通過擴大人力資本的規模和覆蓋面,促進社會縱向流動。

         進一步完善全國統一市場,并同時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應加大中西部地區市場化改革力度,進一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生產要素在區際間、城鄉間自由流動,充分發揮要素流動的擴散效應。由于要素流動也受到公共資源配置的影響,公共資源密度高的地區對生產要素的吸引力大。這也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雖已出現一系列“大城市病”,仍然存在人口流入壓力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同時增加政府公共服務投入比重,并使之在區域和城鄉間均等化。

         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并更好發揮“成長紅利”。在新的增長階段,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有助于促進增長動力轉換,但由于資本更容易在全球范圍流動,從而可能制約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相較發達國家人均資本水平較低,在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其資本回報率更高,能夠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入,形成“成長紅利”。這意味著,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我國在全球化條件下的稅收自主空間更大。應當在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的同時,降低經濟運行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更好發揮“成長紅利”。這也將為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勞動收入占比,創造條件。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主任科員、副研究員 施戍杰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2018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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